青、白礁慈济祖宫，作为闽南规模第二的保生大帝信仰祖地，可谓是充满传奇与神秘的集合体。慈济宫在青礁者称东宫，在白礁称西宫，二者相距仅两公里，虽然只是区区一村之隔，但千百年来，却泾渭分明，既是两县之交，又有两府之别，彼此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却似水火不容，而这一切的根源，便在于谁才是“慈济之源”上。

青礁东宫、白礁西宫分别为漳州府、泉州府保生大帝庙宇的祖庭，这种一刀切的分法从南宋以来便得到信众的一致认可，尽管在谁是肇始者方面各执一词，但却也波澜不惊和平共处近千年。只是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青礁由漳州划属厦门、白礁由同安划归漳州，东、西宫的动态平衡开始出现破坏，于是，谁才是保生大帝信仰的发源地，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而大。

从目前存世最早的资料看，成书于南宋的两篇《慈济宫碑》内容最详实且最为可信，其一来自东宫，为杨志所撰，其二为西宫，庄夏所作，本文旨在对比两份碑志的内容，求同存异，力求厘清在那个时代东、西宫的肇始渊源及“分工”缘由。

吴真君名讳与生辰忌日记载

【东宫】：“谨按谱牒，侯姓吴名本，父名通，母黄氏。太平兴国四年三月十五日生，仁宗景祐三年五月初二日卒，享年五十有八。”

【西宫】：“按侯姓吴，名本，生于太平兴国四年，不茹荤，不受室…景祐六年卒于家。”

在吴真君的个人信息记录上，杨碑的详实度明显高出一筹，且注明出处为“谱牒“，生辰、去世日期精确到日，父母信息也基本覆盖，可谓齐全。

反观庄碑，似乎不太重视时间轴，吴本出生年与杨碑相同，但去世年则晚了三年。根据历史年表记载，宋仁宗的景祐年号仅维持五年，而庄碑记载的”景祐六年卒于家“中的景祐六年显然是笔误。

生前医术精湛的描述

【东宫】：“侯弱不好弄，不茹荤，长不娶，而以医活人。枕中肘后之方，未始不数数然也。所治之疾不旋踵而去，远近以为神医。”

【西宫】：“不茹荤，不受室，営业医，以全活人为心。按病投药，如矢破的，或吸气嘘水以饮病者，虽沉痼奇怪，叵晓之状，亦就痊愈。是以疠、疡者、瘫疽者，扶舁携持，无日不交踵其门。侯无问贵贱，悉为眎疗，人人皆获所欲去，远近咸以为神。”

杨、庄碑对吴本生前的描述，达到惊人的统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全心全意医治病人的大无私神医。不管是何等疑难杂症，在吴本面前都能迎刃而解，而他的医术也已经被传得神乎其乎了。

这或许正是闽南人口大爆发的时代，医学在闽南的一次大突破，吴本恰好赶上了这个大好时期，也正是从这时起，闽南开始从人口输入转向人口输出，吴本既在生前贡献了医学方面的成就，又在去世后为信仰文化增添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

升天后的医术显灵

【东宫】：“既没之后，灵异益著。民有疮疡疾疢不谒诸医，惟侯是求。撮盐盂水，横剑其前，焚香默祷而沉疴己脱矣。”

【西宫】：“夏尝见今枢密曾公言幼年苦风，头疡， 头几秃，就侯医辄愈。嘉定九年丙子，右股赤肿大如杯，惟祷于侯，不事刀匕之剂，未几而平复。因念畴昔双瞳幻医，积久浸剧，百药俱试，如水投石自分已为废人。适有良医自言能游针于五轮间， 小有差舛，如触玻璃而倒沆瀣，人皆危之，赖侯之灵以迄济，乃今渐得复旧。”

吴本能成为医灵真人，乃至后世的“大道公”、“保生大帝”，除了生前活人无数外，最关键的是死后仍能保佑苍生免于疾病困扰，而这些传说中的事迹也被杨志和庄夏两人以不同的形式记录下来。

杨碑描述的比较保守，无外乎是祭拜显灵的常规说法，其仪式充满了民间信仰的成分，这种方式即使到了今日也依然长盛不衰。

而庄碑则另辟蹊径，庄夏以自身经历作为论据，突出吴真君的灵性和自己对真君的感激之情，这或许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更具感染力的，这与后世吴真君医治永乐皇后的传说一脉相传，算是鼻祖级的叙述。

虏寇侵犯，威德显灵

【东宫】：“绍兴间，虔寇猖獗，乡人奉头鼠窜，束手无策，委命于侯。未几，官军与贼战，毙其酋李三大将者，残党皆就擒。今之庙基，即贼酋死地也。阖境德侯赐，益以竭虔妥灵。 ”

【西宫】：“属虔寇猖獗，居民鱼惊鸟窜，朝暮不相保，率请命于侯。未几，贼酋丧死，民获奠居。于是，相与德侯之赐，思所以竭虔妥灵。”

吴本信仰的崛起，乃至东、西宫雏形的产生，除了其生前悬壶济世名声在外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助力却是其死后的一次平息寇乱。

据《海澄县志》记载，“宋绍兴间，虔寇犯青礁，官军御之，歼其酋李三大将，余党就擒”。正是这次寇乱，青、白礁百姓不知所措，只能仿效病急乱投医，向吴夲求救，就像医病活人那般。结果，官军很快便把寇乱镇压下去，而刚好李三就地处死的位置便在后来东宫的庙基上。

机缘巧合，吴本的灵性除了医治病人外，更增添保境安民的功能，借这次东风，吴本更是威名远扬，远近求医、求助者络绎不绝，这为慈济信仰的扩大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这里也有个前提条件，也就是在绍兴二十一年立庙以前，其实已经有一处或两处规模尚可的庙宇供奉吴本了，至于其地点在哪里暂且留个悬念。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次事件，促发了颜师鲁向宋皇奏请立庙，而这个庙便是天下慈济宫的滥觞，分灵的记载也基本从此开始。

从“神医”到“全能神”的转变

【东宫】：“若夫雨旸不忒，寇盗潜消，黄衣行符，景光照海。挽米舟而入境，鏊旱井而得泉，秋涛啮庐，随祷而退。凡此数端，备见部符使者事状，兹不申述。”

【西宫】：“属虔寇猖獗，居民鱼惊鸟窜，朝暮不相保，率请命于侯…水旱疾疫，一有款谒，如谷受響…会草窃跳梁，漫淫境上，忽有忠显侯旗帜之异，遂汹懼不敢入，一方赖以安全…—夕，有灵泉涌阶下，甘冽异香，饮者宿患冰释。”

吴本从神医到“保生大帝”全能神的转变，除了虔寇助力外，按两碑的描述，还包括驱除草寇，治病施药，乃至天旱求雨，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灵，这已经超出了他作为医者的覆盖范畴。

显然，在乡民眼里，吴本更像是一方守护神，功能齐全、有求必应，这或许可以侧面印证，当地社会形态已经从移民意识向本土化认同转变，而文化输出也成了当时当地的必然，这也可以从青礁村科举爆发，士农工商不同行业人民四处迁徙，且行且居得到进一步证实。

吴本的御赐之封

【东宫】：“至绍兴辛未凡一百一 十六年，而后立庙。至乾道丙戌凡三十一年，又加忠显之封。至嘉定戊辰一十三年，而后增英惠之号。”

【西宫】：“时梁郑公当国，知其事，为详达部使者，以庙额为请。于是有慈济之命，越庆元乙卯，又有忠显侯之命。开禧三年，春夏之交，亢阳为沴，邻境赤地连数百里，独此邦随祷辄雨，岁乃大熟。会草窃跳梁，漫淫境上，忽有忠显侯旗帜之异，遂汹懼不敢入，一方赖以安全，邑人又以其绩转闻于朝，于是有英惠侯之命。”

在吴本的封赐方面，东、西宫记载可谓大同小异，杨碑记录共三次，分别为绍兴二十一年立庙、乾道二年(1166年)加“忠显侯”、嘉定元年(1208年)加“英惠侯”。

而庄碑也同样记录三次，分别为状元梁克家奏请御赐“慈济”庙额、庆元二年(1196年)加“忠显侯”、开禧三年(1207年)加“英惠侯”。

尽管两碑的封赐时间颇有出入，但似乎还是可以试着理清其中关系，如“英惠侯”两碑的记录仅差异一年，庄碑对其描述极为详细且明确为“同安人”提报，当可确信。

梁克家从乾道五年 (1169年)，官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开始正式进入大宋中枢，显然“当国”应该从乾道五年算起，假设“忠显侯”的恩赐是在慈济庙额之后，那么可以认为庄碑的封号记述应该是正确的，毕竟这些名号的由来大多是泉州人争取的，诚如杨志所说，慈济宫相关的资料在同安旧有纪，且请颜戴到泉州收罗相关资料，可见庄碑的封赐信息更有说服力。

吴本的神化源头

【东宫】：“既没之后，灵异益著。民有疮疡疾疢不谒诸医，惟侯是求。撮盐盂水，横剑其前，焚香默祷而沉疴己脱矣。乡之父老私谧为医灵真人，偶其像于龙漱庵。方工之始，解衣磅礴，莫知所为，缩首凡数日。一夕，梦侯谂之曰：‘吾貌类东村王汝华，而审厥像更加广颡，则为肖。’ 工愕然，由是运斤施垩，若有相之也。”

【西宫】：“景祐六年卒于家。闻者追悼感泣，争肖像而敬事之。”

吴本升天后的故事需要结合两方碑志一起论述，庄碑写到当吴本去世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追悼感泣”，争先恐后地做吴本神像以便将他供奉起来，至于供奉在哪里并没有明确说，结合庄碑的上下文，可能就是吴本生前的“故居”，这算是合情合理的推测。

在杨碑中，对于“肖像”的细节更加神化和详细，特别是吴本的托梦说辞“吾貌类东村王汝华”最为可疑，如果吴本刚去世时人们便着手为他“肖像”并建庙，那么一定有人知道吴本的长相，又何必增加托梦的环节？或许，这次的建庙距离吴本去世已然许久，以至于与吴本同时代的人均已过世，无从记起？

答案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吴本去世后，并没有具体的供奉场所和形式，而只是单纯的“敬事之”，或牌位、或名讳，其位置可能是吴本的故居，也可能是附属于某个寺院或乡民家中，只是在后来的某个时机，让吴本的灵性大放光彩，于是才有乡民开始着手肖像建庵。

而这个庵，便是杨碑所记载的“龙湫庵”，至于同一时间，白礁吴本故居中是否也存在这么一处类似的庵庙，便不得而知，如有，那么龙湫庵与白礁故居当是保生大帝信仰的最早发源地，或唯一，或唯二。

庙宇所在地的描述

【东宫】：“介漳、泉之间有沃壤焉，名曰青礁，地势砥平, 襟层峦而带溟渤，储精毓秀，笃生异人，功巨德崇，世世庙食，是为慈济忠显英惠侯。”

【西宫】：“是惟忠显英惠侯宅近于漳、泉之介。”

杨碑在人、物、时、地等方面的描述十分清楚，具体到名词、数字，而庄碑则浅尝辄止，多为描述性的字眼。

东宫提到所在地为青礁，“笃生异人”可以理解为吴真君信仰发源地，也可以是出生地，至于何者为真应结合庄碑来看。

庄碑的“忠显英惠侯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吴本的家就在西宫所在的白礁，因此后世在引用两碑内容时，写到吴真君的籍贯，或白礁、或青礁，不一而同，出处也各有本，这其实只是在解读上的出入而已。

根据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大胆假设，吴真君“家在白礁，羽化于青礁”，如此，杨、庄碑的说法便都可成立。

重修前的庙宇形态

【东宫】：“岁在辛未，乡尚书颜定肃公奏请立庙...遂定立今庙，其基则颜公发所施也...承事郎颜公唐臣率乡大夫与其耆老彻旧而新之。”

【西宫】：“岁在辛未，肇创祠宇...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祠，而窘于财。”

两篇《慈济宫碑》的撰写均基于庙宇的重修，重修前的东宫系乡尚书颜师鲁奏请建置，年代为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庙所在土地为颜发施舍，因此可以明确绍兴年立庙的东宫在青礁界内，且这次的重修很明确，就是“撤旧新之”，其原型为“庙”，前身便是前文所说的龙湫庵。

而庄碑一再强调重修前的庙宇为“祠”，且是“故居之祠”，其在文首也提及“天下英祠”，可见尽管按庄碑说法，西宫也是肇始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但似乎和东宫不太一样，又或者庄碑中的“岁在辛未，肇创祠宇”描述的就是东宫。

不管怎样，东宫和西宫在重修之前均已定型，东宫最明确，址在岐山前身为龙湫庵，西宫在白礁，不知何年故居开始设祠，或许就如前文假设的那样，吴本故居也被兼做庙宇用途，前者为庙，后者为祠。

因此，在两方碑记完成之前，东、西宫已经并立，且有了竞争关系，在重修之后，二者显然已在伯仲之间了。

碑志撰写者的漳泉背景

【东宫】：“进士、广州别驾、邑人杨志撰”

【西宫】：“宋兵部侍郎、漳州守庄夏撰”

杨志，字崇甫，海沧古楼上瑶人，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进士杨柟之子，慈济宫重修者颜唐臣外孙，其居住地就在东宫以东约一公里，而青礁村作为杨志的母舅家，可以说他从小便对青礁以及东宫有一定的了解，其所作的《慈济宫碑》真实性佳，当然也不排除私人感情的成分。

庄夏，字子礼，泉州永春湖阳镇人，淳熙八年(1181年)进士，嘉定六年(1213年)知漳州，嘉定十三年(1220年)任兵部侍郎，嘉定十六年(1223年)过世，年轻时曾患病在大道公处求得痊愈，且在漳州任职期间对大道公颇有了解，算是兼容漳泉慈济信仰的局内人。

慈济宫碑的成书年代

【东宫】：“嘉定二年己已六月望日”

【西宫】：无

杨碑明确成书纪年为嘉定二年，即公元1209年，而庄碑未留纪年，根据当时落款头衔“兵部侍郎”可知其写成年代当为嘉定十三年以后，又因庄夏在担任兵部侍郎的同年即“累疏乞闲”归乡，因此该碑记当写于嘉定十三年至嘉定十六年之间的家中，乡民黄炎才有机会找到他题字，即1220~1223年。

如此观之，杨碑成书年代约早于庄碑至少11年。

碑志撰写来由

【东宫】：“淳熙乙巳，承事郎颜公唐臣率乡大夫与其耆老彻旧而新之...数十年来，支分派别，不可殚纪...碑材既具，莫适为辞，枚卜其人必待乡之新进士。会两举，差池再三，祷之不变。嘉定改元，志窃太常第，归拜神庥于汾榆旧社，不谋同辞，知侯之有待也。”

【西宫】：“先是，邑人欲增故居之祠，而窘于财。—夕，有灵泉涌阶下，甘冽异香，饮者宿患冰释。自是求者益众，百役赖以具举，不数月而成，门敞皇皇，堂崇。修廊广庑，是赫是称。既讫事，乡之秀民黄炎贻书属夏以记。”

东宫翻新时间为淳熙十二年(1185年)，捐资带头人为颜唐臣，按理说新庙初成应当立即撰写碑志，可不曾想，颜唐臣等人在向吴真君请示后，得到被设置了门槛：作者必须为新科进士。

这大概也是有缘故的，颜唐臣所处年代，正是青礁科举最盛之时，那时的海沧进士大半出自颜唐臣家族，或儿或婿，如乾道五年(1169年)的儿子颜敏德，淳熙五年(1178年)的女婿杨柟，淳熙八年(1181年)的孙子颜质，此外还有特奏名三名，分别为弟弟颜大猷，儿子颜敏若、颜敏则等，如此士仕进接踵而至，想必“必待乡之新进士”也是颜唐臣老先生的自信吧。

可是，这么一等就是十几年，尽管其中女婿苏竦在庆元五年(1199年)得中进士，但可能出外未归抑或在吴真君前未得认可，以至只好等到颜唐臣的外孙杨志高中进士的第二年才开始启动撰写碑志的大事。

而庄碑的来源，则充满了传说，先是白礁人打算翻新西宫，但苦于经费不足，这时吴真君显灵使得庵前泉涌不已，且包治百病，从而获得了大量香火钱，于是庙宇得以修葺一新。事成之后，白礁附近乡民黄炎便写信请庄夏代为题写碑记，这大概是最常见的题碑理由了，也是大部分赋闲回家进士的功课之一。

显然，东宫的杨碑可谓千年等一回，仪式感满满，应当是一次策划许久的活动，而西宫的庄碑可能是例行公事，这或许也是那个时代青、白礁两地社会资源的差异，毕竟那时的青礁确实是风生水起，无人可比。

撰写碑志的资料来源

【东宫】：“自经始至于今，登载弗具，议者以为缺典。同安旧有纪，故治中许衍作温陵之庙，今侍郎戴公倅泉日，网罗所闻，壁记其言。始于漳之青礁而颠末则未详，欲罗网放失，采故老之所闻，贻诸后人信以传信。”

【西宫】：“既讫事，乡之秀民黄炎贻书属夏以记，夏尝见今枢密曾公言幼年苦风…”

委托名人撰写碑志，在古代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是附庸风雅的惯例，从隋唐科举制实行以来，进士成了最重要的被邀请者。东、西宫重修落成，自然不能免俗，至于邀请者是谁，就看各主事者的能耐了。

东宫从立庙到重修，便一直限制在青礁村的范围之内，不管是奏请者、地基施舍者、捐资者，还是资料提供者、撰写者，无不是青礁子弟，这只能说宋代的青礁实在太厉害，完全无需外人协助,但或许也正是这样，限制了东宫对外辐射的扩张力。

以杨碑为例，新东宫落成后，可以历时二十多年虚位以待，必然会有一定的资料储备，从杨志的文字中，也可以清晰的知道，在颜唐臣修庙之前，东宫并没有留下碑记之类的资料，反而临近的同安县以及远在泉州府城的晋江慈济庙却有些许存留，于是杨志委托自己的表兄弟，颜唐臣的内孙颜戴在泉州为官时帮忙采集资料。加上自己的祖辈口头传达的一些信息，最终汇聚成这篇颇有文采的慈济宫碑。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深度怀疑杨碑的可靠性，他们将杨志的“信以传信”扩大化，以批判杨志碑记的不真实，这是毫无道理的，慈济宫在颜师鲁奏请立庙之前，或许存在资料不全、传说不实的问题，但从绍兴二十一年开始的这段历史却有诸多见证人，至少颜师鲁的堂兄弟，颜唐臣不会不知道，毕竟他们都是同一时代的人物，再说东宫重修完成时，颜师鲁还在世。这些基本的信息，相信还是能够顺利传达至杨志耳中的。

而他所要搜集的资料，可能是吴本与人交游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比如后来发现的孙瑀《西宫檀越记》、《白石丁氏古谱》等。

庄碑则是另一种形式，这时的他已经赋闲在家，白礁附近乡民黄炎将资料整理清楚后以书信的形式委托庄夏撰写碑记，而庄夏也利用自己曾经的经历以及听过的信息写成了这份碑志，或许他也参考了杨碑的内容。

因此单纯从资料的完整度上看，杨碑应该胜于庄碑，只是杨碑是否真的有夸大之词，就需要另外求证了。

慈济宫分灵梗概

【东宫】：“数十年来，支分派别，不可殚纪。其在积善里曰西庙，相去仅一二里。同安、晋江对峙角立，闽莆岭海，随寓随创，而兹庙食实为之始。“

【西宫】：“是惟忠显英惠侯宅近于漳、泉之介，自绍兴辛未距今垂七十年，不但是邦家有其像，而北逮莆阳、长乐、建剑，南被汀、 潮以至二广，举知尊事，盖必有昭晰于冥漠之间，而不可致诘者矣。“

既然以上的对比无法确定谁主谁客，那么关于分灵的记载，或许会对东、西宫孰先孰后有一定的印证作用。

杨碑态度相当明确，“数十年来，支分派别，不可殚纪”，既把分庙的事实提前点到，又特别强调“兹庙食实为之始”，显然，这是对东宫为祖庙的肯定，甚至为了避免后世混乱，还特别把西宫的地位也述说清楚，“其在积善里曰西庙”，白礁便是积善里的一个村，这自然指的是西宫，而此外，杨碑也提到在当时，除了东宫之外，当属位于同安的“西宫”与位于晋江的花桥慈济宫名气和规模最大，一南一北(或一东一西)鼎力，与目前的格局颇为相似。

当然除去闽南二州，杨、庄碑均提到了莆田和广东，只是庄碑更加详细，包含了更细的汀州、潮州、福州、建州、南剑州。

如此看来，单纯比较这两方碑记，或许东宫作为祖宫的地位是相对明确的，至于为何后世频繁争议，或许在于以下三点：

• (一)东宫为官方立庙之源，但崇祀吴本牌位或名讳的时间却不可考，根据庄碑的故居之祠记载，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吴本故居所在的西宫可能时间更早。
• (二)东宫在立庙之初，风头大盛，但后期为避免进香纷争，漳泉祖庙分立，随着两宋时期泉州地区文化蓬勃发展，西宫的影响力后来居上。
• (三)保生大帝信仰的壮大，台湾地区功不可没，因台湾慈济分灵大部分来自白礁，加上一大帝、二大帝、三大帝传说的影响，也提升了西宫的地位。

文章收集撰写：圭海四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