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沧渐美村锦里村等多个地方停电通知

海沧，在很多厦门人心里，或许只停留在粗浅的印象：离厦门岛最近的新兴工业区，除了规划整齐的新城区外，并无太多的底蕴。 而造成这种误会的主因并不难猜，不过是海沧不姓“同”罢了。 海沧，之所以叫“海沧”，其实年代并不久远，大概与海沧并入厦门的历史相当，延续不会超过80年，而这个海沧的概念，传统上，应该包含今天海沧区的海沧、嵩屿和新阳三个街道，他们都姓“澄”。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海沧在解放前，还存在诸多辨识度颇高的名号：三都、圭海、一二三都、新恩里...，以至于漂泊在外的海沧人，一心只念自己的籍贯“漳州海澄县”，却对于故土今名的“厦门海沧”视而不见、近而不识。 一、频繁变更区划下的“海沧”崛起 海沧地区被冠以“海沧”之名，应当说是实至名归的，早在海沧各社面世以来，“海沧”的源头海沧村便一直是海沧地区的各种中心，直到上个世纪，它才真正成为该地区的统称，而这种机会应该得益于海沧频繁异动的区划归属和变革。 民国二十五年（1935年）海沧全境归属漳州海澄县第四区，区署设在海沧村，这算是海澄建县以来海沧各社第一次在官方建制下的第一次“统一”。 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第四区辖有一镇二乡，分别为海沧所在的“城区”沧江镇和两个郊区金钟乡、新霞乡，这个时期乡与镇的雏形开始显现。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海澄县第四区改名为海沧区，所辖仍旧，海沧作为统称第一次出现，距今约76年。然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区级单位相应取消，至民国三十五年，海沧的一镇两乡合并为海沧和金霞两乡，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解放前夕。 1949年11月，海澄县再次恢复四个区的建制，海沧仍为第四区，从1950年起第四区集合各村统一设置乡，先是11乡，到了1952年则为12乡，基本形成了今日海沧所辖村的面貌，它们分别为海沧、青礁、囷瑶、锦里、贞庵、温厝、渐美、石塘、东屿、鳌冠、霞阳、新垵等。 1955年，第四区正式更名海沧区，此时海沧仅剩海沧、囷瑶、锦里、石塘、新垵等5乡，1958年4月撤区并乡，海沧统归于海沧和新垵两乡，最终于同一年由海澄划归厦门郊区，从此海沧半岛在厦门的记忆便从海沧和新垵开始。 而海沧也从此一直成为半岛的代名词，海沧大队、海沧公社、海沧镇等，一直延续，尽管在这过程中新垵和霞阳两地曾短暂归属杏林镇，但并不妨碍新垵、霞阳与海沧的亲近和认同关系。 这也是为何海沧能为众人所知所接受的缘故。 然而说到海沧半岛的统称，其实更应该是“三都”，尽管已经有八成以上海沧人记不住或不曾听过了。 二、用时最长、影响最深的“三都” 在福建，“三都”之名并不陌生，几乎每个市都曾存在过，如诏安县三都、宁德三都等，其中以三都岛最为今人所熟知。 至于海沧，“三都”之名是有前缀的，明代隆庆元年以前称龙溪县三都，以后称海澄县三都，如今，龙溪县和海澄县皆已消失，更何况“三都”之名与实。 三都，和现在满大街的某某县市一中、二中、三中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宋元交替的某个时期，全国开始出现以数字为命名原则的地名，就像现在统一店招一样席卷全国：将某个县按一定的方位分成若干个“都”，称“某某县第某都”，简称“某县某都”，都的建制相当于现在的乡镇。 根据嘉靖《龙溪县志》记载，“（龙溪县）宋时分六乡三十三里，一百一十五保，淳佑间，改里为三十都”，海沧作为当时龙溪县的极东辖地，被分为第一都、二都、三都等，按人口量估测，约占到龙溪县的十分之一，而当时的龙溪县包括了今天的漳州市区、南靖县、华安县、海沧和龙海市的绝大部分。 记载如此，难道三都之源真的在南宋淳佑年间？我并不这么认为，以数字作为人名、地名，向来是蒙元的风格，诚如朱元璋，其真实名字叫朱重八，其父朱五四，祖父朱初一，曾祖父朱四九，清一色的数字系列，这种案例在整个元代都是普遍现象，而“都”的批量出现，根据各地县志记载，从南宋到明代不一而同，由此可见，海沧“都”的概念必然晚于南宋淳佑年，早于南靖设县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至于何时便无从考证了。   一都、二都、三都示意图 然而，元代的海沧还未真正出现“三都”的名号，这个时期海沧一分为三，根据龙溪县命名都的顺序“先北再南，先东再西”，可推断新垵、霞阳一带当为龙溪县一都，石塘、钟山一带为二都，海沧村及青礁一带为三都。 这种分法并不客观，但也基本反应了海沧当时的人口分布，但随着南宋至元代，元代至明代两次风风火火的政权更替，海沧人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今日海沧村社的开基情况看，其中最大的人口迁入发生在元代，次及明代，显然海沧在宋元之际发生过规模性的人口流失。 以至于，到了明代初期龙溪县扣除析置南靖县的七个都外，剩下的二十三个都再次缩编至十五个，其中海沧最凄惨，一都、二都、三都合并为一二三都，从此简称的“三都”便开始流传下去。 甚至，到了明代隆庆元年，新设的海澄县公布新的坊里制也动摇不了“三都”的惯称。 当时，海澄县城区设坊，城外设里，海沧位于江北，分属第四里和第五里，到了清代顺应保甲制的推行改设为城外北路崇隆保、集兴上下保、新垵保等，“三都”之名仍常见于各类官方、民间文书和碑铭中。 明崇祯年间海澄县令梁兆阳《三都建义仓奏记》称“治之北有隔衣带地，周环四十里许，年所征赋于澄籍居十之三，名三都者。” 清代海沧示意图 三、宗祠家庙中的常青树“圭海” 明代海澄县学霸、进士高克正在《澄邑禾平庄碑》中说到“圭海，古一聚落也，山川采地悉隶龙溪，穆皇御极，邑乃鼎建，于今四十载。” 这或许是文献中为数不多关于“圭海”的记载，显然圭海的概念近似于海澄县，但又不完全等同，它只局限于旧属龙溪县靠海的部分，诚如其名，圭即“圭屿”，海即所在，“圭海”是一个局限性的区域代称，或者说是圭屿所在海域的沿岸区域，大概为缩编后的龙溪县一二三都、四五都、六七都、八都和九都。 但在实际应用中，圭海的称谓却并不普遍，大概仅存在于九龙江北岸圭屿的所在地海沧以及南岸八、九都的月港，更有甚者，它只停留在两岸的宗祠和家庙中而已。 因此圭海作为海沧的代称，可谓有实无名，知者寥寥无几也便理所当然。 从目前所能看到的“圭海”印迹，相信在明至清的某个时期，圭海是颇受认可的，甚至一度成为当地各大姓氏记入族谱的地理标志，以下简略一二以做验证： 1.青礁后松继恩堂颜氏小宗：青山却并岐山固，礁海还同圭海长。 2.钟山穀诒堂蔡氏家庙：派自光州固始，家奠圭海钟山。 3.石塘世德堂谢氏家庙：派出乌衣庭阶长生玉树，肇基圭海燕翼勿替宗功。 4.东屿世德堂李氏家庙：春禴秋尝圭海家声克振，左昭右穆长江世泽弥隆。 5.新垵思文堂邱氏小宗：脉本文山遥接龙山诒穀，派分滨海仍宗圭海新垵。 6.新垵裕文堂邱氏小宗：天柱仙旗屏帐团圆罗庙后，塔峰圭海山川灵秀捐堂前。 如此圭海印迹，已然遍布海沧的每一个角落，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圭海是作为三都的雅称或者别称存在于当地的文人社会中，诚如清末海沧贞庵人江煦的著作《圭海集》。 四、宋代以前不可知的“新恩里” 海沧，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变故，宋元交替的战乱、明代嘉靖倭乱、明代万历大地震、康熙初年迁界等，其中尤以第一、四个最为严重，迁界虽然影响深远但却没能动摇百姓根本，而宋元之战，却基本上毁了大半个海沧。 以至于整个宋代海沧史，几乎是围绕着侥幸留存的青礁展开的，如此现象并不是真实的海沧全貌，以至于今日的我们，对于宋代海沧的别称“新恩里”全然不知。   新恩里示意图 明嘉靖《龙溪县志》载，一二三都，宋时为新恩里，属永宁乡。这个陌生的永宁乡范围挺广的，还包括海洋下里（石美一带的角美镇）、海洋上里（江东桥、浒茂、乌礁等地）和唐化里（马崎、上苑等西溪沿岸）等，基本上涵盖了漳州市区沿江到海沧的大部分地区。 至于新恩里的始建年代，史书并不可考，但我们可以通过永宁乡做个侧面推断。 唐武则天时代，在漳州还未出世之前，陈政奉命入闽平蛮，然而在蛮獠强大的攻势面前，陈政军队却节节败退，最终只能驻守在九龙江东岸相持待援。 接替了陈政军政大权的陈元光，或许是洞悉了蛮獠实力，亦或接受父亲失败的教训，他放弃了武力平蛮的策略，改以怀柔方式，在西溪沿岸设立村寨安置蛮獠，使之感化并融入唐人社会中，而这些成规模的村寨便被吸收入大唐的建制中，称“唐化里”，以示唐人化的方针。 如此看来，永宁乡的唐化里便是武则天时代的建制产物，以同类字面意思推断，或许“新恩里”也是同等作用，那么，新恩里的始建年代便可溯源至唐。 而事实上，在后来的一些私家记载中，也确实有关于新恩里是唐代建制的侧证。 根据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流江蔡氏宗谱》记载流江开基祖蔡武生由屿头迁居流江，而屿头系蔡氏入闽始祖蔡允恭所居，宗谱称之为龙溪县新恩里一二三都屿头，可见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一二三都的称谓，但时人还是习惯保留旧称新恩里，或许这是对蔡允恭所居的不朽记忆，而蔡允恭作为唐初人物，是不是可以说明新恩里在唐代已经存在? 同样的记载也出现在不同的蔡氏屿头派谱系中，而蔡允恭居住地的描述则在新恩里、一二三都、三都之间交替出现；另一支南院陈宗谱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南院陈始祖陈邕系唐人，在舍家为寺后，迁居到一处名为“水头”或“后水头”的地方，不同的谱谍在社一级以上建制也常引用龙溪县新恩里或龙溪县三都，姑且不管是不是海沧水头，但至少再次出现新恩里的名字，也算是对新恩里古地名的一次复证。 新恩里，类似的建制对于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尽管在海沧遗迹不多，但“乡里”的概念却仍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文人圈，同乡称“里人”，同县称“邑人”，同州府则称“郡人”。 云门石刻 云塔寺（洪坑岩）上的“云门”石刻的署名便是“里人林瀚文”，时明末清初；石峰岩寺隐圣洞边的“无处动斧斤”的署名则是“里人蔡钟”，时清乾隆年间；“海澄重建儒学记略”作者为邑人柯挺，时明万历年间；海沧的“安边馆记”作者是郡人林魁，时明万历年间。 如此海沧一众称谓，“海沧”最接地气，“三都”延续最久，“圭海”最是文雅，“新恩里”最为神秘，不管是何种叫法，都是一个时代乡里的印迹，有人便有家，有家便有念想，轻轻地来，轻轻地去，不带走一片尘土，也不留下半点遗憾，愿久出未归的乡里人，仍按图索骥找到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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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到厦门就是为了去鼓浪屿。它是个小岛，岛上没有机动车，汽车是到不了鼓浪屿的，需要乘船过渡，汽车是不能上岛的，所以如果自驾游的话，有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那就是海沧区的嵩屿码头。 厦门上鼓浪屿的码头总共有三个，岛內两个，一个是中山路的轮渡码头，东渡邮轮码头，岛外海沧嵩屿码头。 岛内:本地居民轮渡码头坐船，随时买票即可，不受上岛游客人数限定，外地游客晚上过了5点40分，外地游客也可到轮渡码头2号厅坐船。 外地游客岛內在邮轮码头乘船，自驾的话可先择就近停车上岛。 岛外海沧嵩屿码头，又叫嵩鼓码头。外地游客自驾游鼓浪屿选择这里上岛是最为方便的。停车会比岛内方便多了。 岛内很多地方停车非常不便，道路限行又多。海沧停车会比较方便。在嵩屿码头上岛，人相对少点。我建议如果是外地自驾，想到鼓浪屿旅游的话，在这里上岛是非常方便的。如果你一定要在岛内停车上岛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就近停车。   总结： 【最优选择】自驾到海沧嵩屿码头，直接停车在离码头最近的海沧大道上，车位非常多且收费便宜（24小时封顶20元）。同时海沧湾公园风景好，也是个散步的好地方。 【就近原则】自驾到东渡邮轮码头，离市区近，但停车费较贵（每小时5元）。附近海湾公园、厦门山海健康步道风景很棒。

两宋青礁与海沧，科甲联芳盛清漳。 皇明金沙和长江，武肃海氛文治珰。 晚清风流看新阳，贩在他乡作故乡。 只今人是物非常，一字一句述别肠。   东屿村，厦门海沧即将消失的海上村落，曾经风靡全市的“东屿大排档”早已褪去了灯红酒绿，只留下土笋冻、土龙汤和白灼章鱼成就了海沧三宝，而正是这样的一个村落，在还没有人认识她之前，便即将离我们而去，实在可惜。 东屿村在海沧的位置图 因此，仅以此文，让我们回忆点过去，找点东屿的身前事聊以慰藉。 一、典籍中的长屿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长屿之名，早已超出其一村一社的范畴，更是在福建各级地方志中崭露头角，若以临近海沧村社比照，大概只有青礁和嵩屿能相媲美。 1960s嵩屿卫星图，来自手绘厦门 换一句话说，长屿之名，在于其地远且险，百姓居之，有险可依，下海可据险寇盗贩东西洋，上岸则吟诗宦游耕读齐家，故而长屿在方志中，便成了家常便饭，屡屡出现： 1.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海澄县卷 嵩屿、长屿，二屿俱三面临海，居民各数百家 2. 崇祯《海澄县志》 长屿，三面临海，居民数百家，柯侍御宅焉，嘉靖间筑堡自守，郡人观察谢彬为之记 3.康熙《漳州府志》卷之四 嵩屿、长屿，二屿俱三面临海，居民各数百家，名之嵩屿者，宋帝昺浮舟于此，适圣诞之辰，群臣构行殿呼嵩故名，今遗址犹存云。 4.乾隆《海澄县志》 长屿，三面临海，居民数百家，嘉靖间筑堡自守，郡人观察谢彬为之记 5.嘉庆《漳州府志》卷之四 长屿，在县东北，去嵩屿、濠门甚近，居民数百家，有土堡，今废。 6.光绪《漳州府志》卷之四 长屿，在县东北，去嵩屿、濠门甚近，居民数百家，有土堡，今废。 以上记载，除了明显的“天下文章(志书)一大抄”外，更是体现了历代官家对长屿的进一步认识。 海沧乡贤分布图 先是万历初年体现战略地位的居民数百家及三面环海地形，到崇祯年间更新了万历年考中进士的长屿人柯挺及抗倭有功的长屿土堡，这种变化体现了明代人尊古追远的儒家本性和追本溯源的治学态度。 然而到了清代，却是另一种风格：康熙朝正值海氛不靖，刻意去除前朝遗迹，而到了盛世的乾隆时，则不再那么注重影响，倒有几分尊重历史的表现，只是对于明代的人物便没那么尊崇了，尽管柯挺是进奉乡贤祠的人物。 而综合看来，长屿在历经明清两代后，尽管信息更新不多，但至少给了我们这么几个看点：一，人口颇具，多达数百近千人，已然一大聚落；二，战略地位佳，进可攻退可守；三，文风显著，名人辈出；四，民风彪悍，曾筑堡自守。 二、长屿何时成为“东屿” “赤壁之于长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东屿之于长屿，并无东风之便，为何长屿就成了“东屿”呢? 东屿之名，其实不过百余年。 柯挺石刻 《文林郎陕西道监察御史立台柯公墓志铭》中记载，柯挺的“先世为莆人，至正间，祐立公始徙于漳之龙兴屿”，由此可知长屿在明代以前称为“龙兴屿”，而柯挺在云塔院(今洪坑岩)留下的石刻则自称“长江柯挺”，显然，在柯挺所在的明万历年间，长屿及其雅称“长江”已然存世已久。 长屿之名，以圭海四记所能查阅的最早记载为刻印于嘉靖十四年(1535年)的《龙溪县志》，长屿为龙溪县下一二三都之“长屿社”，与之同期的邻里有“钟林社”、“卢渐尾社”、“东坑排头社”等。 而最晚的方志记载如文首所列，成书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漳州府志》，志曰“长屿”，也就是说在官方记载中，长屿之名至少在142年前仍然存在。 1960s东屿卫星图，来自手绘厦门 在古代，人的姓名分名与字，而地名同样也存在俗名和雅号两种，长屿在这套命名系统中已经完整，俗名为“长屿”，雅号“长江”，但究竟为何又多出了东屿一说来，着实令人难猜。 在闽南语中，“长”与“东”音相近，而“东”字在漳州，甚至整个闽南，是所有地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第二个字，第一名为“山”，山字对长屿来说不太适用，而东字则可能受到青睐，让长屿变成了“东屿”，兴许只是如此。 那么“东屿”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接下来我们需要仰仗海沧地界现存的各类碑记了。 1.积善堂碑文，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东屿村 “吾祖自陇西开基，至于长江聚族...” 2.督抚提臬道府列宪批县审详谳案碑，乾隆十四年(1736年)，东屿村 “海澄县三都长屿社柯氏始祖祐立公世掌社前、社后课泊...迨乾隆十二年，复被石塘社巨族...侵占斯坑洲、象屿两处...东则吾长民有也...” 3.重修慈济祖宫碑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青礁村 “石塘谢宝树堂捐缘银壹仟贰佰大员...内坑周思恭...钟山蔡有邦...宁店李言寡...东屿李...东屿柯正林...” 4.慈济北宫碑记，道光十三年(1833年)，温厝村 “...长江柯捐银肆大员...” 从以上碑记看，至迟到光绪二十二年，东屿的称谓已然存在，且为柯李二姓所共认可，但到了1905年李氏积善堂的新刻碑记中又再次自称“长江”，可见东屿、长屿、长江的称谓在整个清末都是通用的，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当地人批量出洋，地名这一共同的纽带开始趋于一致。 长屿太一般，长江太广泛，久而久之，东屿便流传开来，而东屿从出现到被广泛认可应在鸦片战争至清朝灭亡之间，以至于这个时期出洋的长屿人才会牢记着自己的家乡为东屿。